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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大众工人的理论与历史

2026-04-06 10:25

  塞尔吉奥·博洛尼亚论工人史学,最初发表于1987年《常识》(Common Sense)第11/12期。

  1987年是意大利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逝世五十周年。这一年出现了许多纪念活动与出版物,旨在回顾其著作、揭示其生平的新史料,并对其政治—文化信息提出新的阐释。其中一项特别的倡议聚焦于葛兰西最具启发性的著作之一,试图开启新的解读路径,即他所撰写的《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Americanism and Fordism”)一文。

  在这篇狱中写就的文章中,葛兰西试图延续他早先发起的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发展趋势的讨论,尤其聚焦于汽车工业工人。这一解读的可能性源于他作为都灵工人——特别是菲亚特工人——的工会与政治组织者的亲身经验,并在他作为《新秩序》(Ordine Nuovo)期刊上工人委员会理论家的角色中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1920年9月工厂占领运动期间。

  葛兰西对福特主义的分析写于1929年大危机之后,他尤其强调其“社会卫生学”(social-hygienic)面向。在此框架下,他着力剖析福特所推行的“清教式”举措中隐含的“性之复辟”(sexual Restoration):例如设立工厂监工队伍,用以监控工人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其性行为;公司住房政策向已婚夫妇倾斜;等等。

  在分析中,葛兰西将这些举措与禁酒令(Prohibition)政策联系起来。“新工人”被期望将其身心能量全部保留用于工厂劳动,因此必须拥有稳定的性习惯——被规范于核心家庭之内——并戒绝饮酒。如此,他才能保持身心能量完好无损,避免将工资挥霍于酒吧与妓院。尽管这种“性之复辟”对女性的影响至少与男性相当,甚至更甚,但葛兰西却强调了福特主义工厂中劳动力的“男性化”(masculinisation)这一进步趋势。在他看来,“性之复辟”与禁酒令补充了泰勒主义在工厂内部对工人阶级行为的规训。泰勒的目标是在工厂内部保存并合理化工人的身心能量;而福特——不仅将工人视为商品生产者,也视为工资的消费者——则试图在工厂之外同样保存工人的身心能量。

  葛兰西在福特主义中指出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劳动合理化的进一步演进。但在他的论述中,这一方面仍居次要地位。葛兰西持1920年代运动的普遍观点,即将技术发展与劳动的科学组织视为进步之举。他在一处明确写道:“意大利工人阶级,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工会,无论主动或被动,从未反对过以降低成本、合理化劳动、引入更先进的自动化及企业综合体技术组织为目标的创新。”

  尽管葛兰西意识到,对技术创新和劳动合理化持积极态度可能对世界的理论与实践带来负面后果,但他将这些危险归因于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苏联所采取的劳动军事化方法,而非“通过机器实现合理化”这一政策本身。

  葛兰西强调的福特主义第三个方面,是其与宏观经济及工资政策层面计划需求之间的紧密关联。唯有通过这些工具,福特主义面向民用的大规模汽车与发动机生产政策才得以在适当的经济环境中发展。(由于身陷囹圄并于1937年去世,葛兰西遗憾未能以同样细致的方式分析罗斯福新政的实验。)以上便是《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的主要内容。

  直到196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运动内部才有可能重新开启关于劳动组织与技术创新问题的理论辩论。此前很长一段时期,这些问题几乎未受到批判性关注——这一中断源于意大利在陶里亚蒂领导下所采取的积极参与经济发展的战略。这场辩论的重启并非偶然,它恰恰切入了葛兰西思想中所包含的问题与模糊之处。在葛兰西那里,人与机器、工人阶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充分展开,其论述带有明显的暧昧性,且远不如他对“社会卫生”和经济政策问题的关注深入;而如今,这一主题却成为核心议题。

  这场辩论的主要推动者是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他是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的重要人物、文化组织者,也是1961年创刊的《红色笔记》杂志的创始人。在整个1970年代,潘齐耶里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形象始终是一位“被容忍的异端者”,同时也是后来被称为“工人主义”这一重要政治—文化潮流的开创者。近年来,一些曾活跃于极左阵营、如今已加入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知识圈的历史学家对潘齐耶里表现出浓厚兴趣。其中一位是斯特凡诺·梅尔利(Stefano Merli),他早年撰写了关于意大利工业无产阶级起源的开创性著作,并于1987年出版了一部潘齐耶里的书信集,收录了后者从投身激进政治活动直至1964年英年早逝这段关键时期的通信。

  潘齐耶里对工人阶级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思考,始于对马克思《大纲》(Grundrisse)中“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ry)的重读与阐释。他强调,援引马克思的这一文本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批判意大利工会运动中那种将技术进步视为客观必然、宿命式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仅限于纠正技术发展的“过度”后果,却未能认识到,这种发展本身正是为了强化工厂的专制结构。潘齐耶里写道:“资本主义专制以技术合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工会接受了这样一种局面:劳动力的职业特性由技术发展所界定,并在工资结构、劳动强度、等级认定等方面参与了这一界定过程。在潘齐耶里看来,工会所做的不过是试图修正其中的“扭曲与功能失调”,同时却将资本的秩序当作“技术合理性”予以默认。

  因此,按照潘齐耶里的分析,劳动力被判定为永远从属于机器。唯有通过集体组织,唯有提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要求,工人阶级才能确立自身的政治身份。潘齐耶里写道:“工人阶级的颠覆力量、其革命潜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显得(潜在地)更为强大,因为在这些地方,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压倒性支配关系——以及不变资本所体现的理性——立即将工人阶级置于其政治奴役的问题之中。”通过这一论述,潘齐耶里实际上为“技术的政治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

  潘齐耶里的思考激发了一系列田野研究项目,主要围绕对都灵大型工厂——尤其是菲亚特——以及技术特别先进的工厂(如伊夫雷亚(Ivrea)的奥利维蒂(Olivetti)工厂)工人的直接访谈展开。正是在这一时刻,马克思所提出的“工人调查”(worker’s inquiry)被置于比后来几年意大利追随中国革命的毛主义者试图引入的“毛式调查”更为坚实的主题基础之上,并在西方传统中获得了更强的理论与实践根基。通过潘齐耶里及其《红色笔记》的工作,为战后意大利工人阶级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路径的先决条件得以奠定;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辩论由此开启,劳动社会学研究也迎来了一场真正的复兴。

  这些研究由与潘齐耶里关系密切的《红色笔记》小组成员承担,而另一些活动家则将尝试新的阶级组织形式置于其政治活动的核心,并作为知识分子主要从事政治学性质的工作。这一群体于1964年创办了期刊《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在《红色笔记》的早期项目与争论中——此处特指该刊前三期,此后内部出现分裂,并在潘齐耶里去世前数月催生了《工人阶级》的出版——还包括一项史学研究更新计划,乌贝托·科尔达杰利(Umberto Coldagelli)与加斯帕雷·德·卡罗(Gaspare De Caro)在该刊第三期中为此提出了一系列解释模型与核心概念。

  在题为《当代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假设》(“Some Hypotheses for Marxist Research into Contemporary History”)的文章中,科尔达杰利与德·卡罗提出了一项研究纲领,其出发点是对葛兰西“民族—人民”构想的批判。在葛兰西的构想中,工人阶级被赋予在意大利社会中充当系统改革驱动力的功能,从而清除体制中残存的前资本主义与晚期封建主义遗毒。

  在葛兰西于狱中形成的这一观念中,工人阶级被视为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因素”,并被认为应完成法西斯主义所中断的民主化进程。然而,科尔达杰利与德·卡罗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尤其强调法西斯政权本身即是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法西斯政权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完全契合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新需求。工业必须在短短数年内完成重组,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将实现极高增长,超过西欧平均水平。”

  对科尔达杰利与德·卡罗而言,有必要从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与劳动的具体关系出发,重写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历史;必须摒弃那种将工人阶级历史与其直接生产关系割裂开来的附属式(subaltern)解释。此类解释此前一直是左翼——尤其是——史学的主流范式。

  1963年,当这些工作假设发表之时,意大利经济史学仍处于相当不发达的状态。在1959年费尔特里内利研究所(Feltrinelli Institute)的《年鉴》中,历史学家乔治·莫里(Giorgio Mori)曾对意大利经济史及战后工业史的研究状况做过扎实的综述。然而,在涉及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蓝旗亚(Lancia)和奥托比安基(Autobianchi)等企业时,他竟无法引用任何一部非企业视角撰写的著作。所有当时可获得的出版物——关于菲亚特的有7种、阿尔法·罗密欧2种、英诺琴蒂(Innocenti)1种——无一例外都是某种形式的企业宣传品。自由派历史学家罗萨里奥·罗密欧(Rosario Romeo)的情况亦是如此:1963年,当他出版其《意大利大工业简史》(Breve Storia della Grande Industria in Italia)的第二版扩增本(初版于1961年10月)时,仍无法引用任何一部关于汽车工业史的专著。尽管钢铁业和纺织业有一些研究,但数量极少。当代意大利工业的通史完全阙如,关于银行业历史的著述也寥寥无几。

  1963年——即科尔达杰利(Coldagelli)与德·卡罗(De Caro)提出其工作假设之际——关于整体经济史、尤其是法西斯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同样极为稀少。仅有的一些值得参考的著作,要么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由格里福内(Grifone)、莫兰迪(Morandi)和塞雷尼(Sereni)等反法西斯人士在政治流亡或地下活动期间撰写;要么是亲身参与过法西斯时期银行与工业重组者的个人证言,例如费利切·瓜梅里(Felice Guameri),他当时是意大利外汇局(Ufficio Italiano Cambi)的高级官员。若想了解法西斯统治下汽车工业的历史,人们只能求助于1946年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1929至1964年任菲亚特总经理)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那场引人注目的陈述,或依靠地下人在当时流亡报刊上发表的工厂通讯——这些材料战后通过费尔特里内利重印丛书(Feltrinelli Reprints)才得以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此外,还有1943年3月大罢工领导人物的回忆与重构性记述,以及意大利官方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 Spriano)关于都灵工人阶级的研究——尽管他的研究止步于1918年。最后,还有由葛兰西创办、1920年作为工人委员会运动机关刊物的都灵《新秩序》(Ordine Nuovo)团体的著述,这些文本此时正被新一代激进知识分子以全新的政治承诺重新阅读。

  总而言之,人们所面对的只是尚待书写的整部历史的零碎片段。正如德·卡罗(De Caro)与科尔达杰利正确指出的那样,首先必须超越那种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强制经济”(economia forzata)时期的观念——即认为法西斯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展开。这种观点实为反法西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

  1967年,一群前《工人阶级》杂志编辑在帕多瓦大学政治学系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欧洲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论文,该文五年后由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并由吉泽拉·博克译成德文。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假设,并尝试对“大众工人”作出一种社会—历史的界定,以呼应《红色笔记》与《工人阶级》团体当时所开展的工人调查与激进实践。

  我的大学论文研究的是当代德国史,此后多年我在费尔特里内利图书馆工作,那里几乎完整收藏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期刊与出版物,以及赤色职工国际的文献和大量其他与国际工人运动相关的资料。

  我们与美国工人左翼团体的政治联系——其政治意识中埋藏着一种强大的“阶级记忆”;我们与从意大利流亡海外的无政府主义战士的密切交往;再加上我们当中不少人有亲属或熟人曾在美工作(例如,我的祖父就曾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做工)——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得以通过鲜为人知的出版物和口述传统,了解美国工人的斗争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传奇经验。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因学业赴海外,熟悉半个世界的图书馆,因此积累了丰富的书目信息;而集体协作的工作方式又进一步扩充了这一知识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与工厂工人直接并肩战斗的实践经验:我们参加过群众大会与罢工;参与过集会与谈判;在都灵的菲亚特和蓝旗亚、米兰的阿尔法·罗密欧、英诺琴蒂和奥托比安基等工厂的纠察线上站岗;有些人还有工会经验(我本人就曾在CGIL下属的金属工人联合会FIOM工作)。我们撰写并散发了数十份传单,与工贼搏斗,也参与过中的街头冲突。正因如此,我们在形成史学判断时,力图将这种直接经验与文献知识及口述史传统结合起来。

  当时,大企业的公司档案对公众完全封闭,即便开放,我们也绝无可能获准查阅。工会档案则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同样无法利用。因此,我们的某些假设有时显得过于简略甚至带有宗派色彩,但在某些政治与工会圈子里却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而“学术界”则长期对我们漠然无视——直到学生抗议运动兴起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我们。

  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我那篇论文中最富成效的假设,是关于技术构成与政治构成之间关系的论述。我观察到,尽管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政治体制各异,但自20世纪初以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呈现出具有同质特征的大型国际周期。由此,我提出了“斗争的流通”问题——即工人阶级集体之间的沟通机制(这也是我发表在《工人阶级》第2期社论文章的主题),并追问:技术标准是否实际上直接充当了纪律措施传播的载体,从而触发了不服从的集体反应?

  这一整套问题自然将斗争的自发性——被理解为一种集体不服从的文化——与有组织的劳工及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推到了前台。通过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人委员会意识形态与葛兰西时代意大利工厂委员会意识形态的分析,我提出一个假设:它们对技术和生产的积极态度、以及与技术人员合作管理工厂的构想,本质上源于其作为高技能工人的职业地位。我指出,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职业构成中高技能工人比例极高,尤其因为当时德国工业的主导部门正是高技能密集型产业。

  我用“技术构成”一词来指称工人阶级整体的社会—职业内容及其相伴的劳动文化,而将“政治构成”定义为工人阶级自主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行为方式及其所承载的不服从文化。最后,我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福特主义作为一种技术—社会体系——通过改造劳动过程、引入流水线——其目标正是摧毁高技能工人的形象,从而同时瓦解那种曾以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为典范表达出来的、关于生产自主与自我管理的文化。福特主义创造出“大众工人”这一新形象,旨在抹除那个曾——哪怕只是在世界局部地区——发动过革命的工人阶级世代的历史与记忆。因此,我赋予汽车工业以根本性意义,不仅因为它是流水线发展最充分的部门,更因为正是在此行业中,“大众工人”作为新的社会阶级被塑造出来。

  汽车工业由此成为社会工程的实验室,因为该行业中的阶级冲突可被视作整体阶级关系的晴雨表。在这一解释框架中,技术被理解为一种先于商品生产、而直接生产社会阶级与社会关系的工具。

  当我阅读《戴姆勒-奔驰之书》中关于魏玛时期的章节时,不禁回想起自己二十年前提出的一些观察,同时也联想到此后的一系列新进展,其中包括卡尔-海因茨·罗斯(Karl-Heinz Roth)与伊丽莎白·贝伦斯(Elizabeth Behrens)合著的《另一种工人运动》(The Other Working-Class Movement)。鉴于戴姆勒-奔驰在整个魏玛时期始终维持着一种前福特主义的技术体系,因而其劳动力的技术构成仍以“高技能”为特征;而这种在技术创新层面的“保守性”,又导致整个汽车零部件与配件行业福特化进程的停滞。这一状况对德国工人阶级整体构成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更为保守:大众工人的出现被推迟,高技能工人的社会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1933年乃至更久。从这一角度看,德国在大众工人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显得姗姗来迟。

  那么,是否可以依据这一延迟,重新解读魏玛时期阶级冲突的其他方面?这种格局是否也延续到了随后的几十年——当大众工人的角色实际上主要由外籍劳动力承担之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魏玛德国,阶级冲突的主角更多是失业者与边缘群体,而非其他国家那样以工厂内的产业工人为中心。一边是高技能工人阶层,另一边则是赤贫人口。魏玛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呈现出一种双面性:一极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工人,另一极是深陷贫困的底层民众。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对社会意识形态和集体行为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它是否削弱了统一的阶级认同的形成?是否促成了政治上的碎片化,使得激进左翼难以将高技能工人与失业贫民整合进同一斗争主体?这些问题至今仍值得深入探讨。

  1967至1968年的群众运动极大地深化了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问题。意大利学生抗议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将“对科学的资本主义使用之批判”作为其理论轴心。马克思的著作通过潘齐耶里及其他工人主义(operaista)倾向同志的阐释,被赋予了新的解读。在理科院系中,一种关于技术的替代性观点开始传播:技术被视为“一种敌视本阶级的力量”。

  1968年5月的法国事件表明,工厂工人阶级是社会运动中的积极政治主体。在意大利的汽车工厂中,“基层委员会”和“工人—学生大会”开始兴起。自1969年5月起,都灵的菲亚特工人发起了一系列罢工行动,一直持续整个夏季。意大利的精英大量涌向米拉菲奥里(Mirafiori)和里瓦尔塔(Rivalta)等菲亚特工厂的大门,支持这些独立于工会组织之外的罢工。

  工会内部由此开始发生深刻的战略转向。随着金属工人工会合同谈判的启动,一个被后世称为“火热之秋”(Hot Autumn)的新历史阶段拉开序幕。这一阶段催生了遍及各地的工厂委员会(comitati di fabbrica)网络。这些事件具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大众工人”这一概念进入日常线年代工人主义研究中发展出的诸多范畴,也逐渐被社会学、政治学,尤其是史学界广泛接受。

  与工会对工人斗争的投入,催生了大量政治宣传性质的文献。今天,这些材料已成为重建这一时期意大利工业史——特别是汽车工业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当时所有行动的核心意图是“让工人自己发声”,而“工人调查”方法也因此被广泛采用,尽管有时流于庸俗化或民粹化,但使用者已不仅限于毛主义者。

  1970至1971年间,出现了两部关于汽车工业史、特别是菲亚特工人历史的重要著作: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Valerio Castronovo)撰写的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即当时菲亚特领导人之父)传记,以及莉莉安娜·兰扎尔多(Liliana Lanzardo)所著的《意共与1945至1949年间的菲亚特工人阶级》。

  卡斯特罗诺沃的著作是意大利“企业家史”的经典之作。这是首次有历史学家获准进入菲亚特公司档案。他在菲亚特历史文献办公室工作,主要依赖公司新闻办公室所收集的材料,同时也利用了都灵雇主联合会的档案以及罗马的政府档案,尤其关注阿涅利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该书勾勒出汽车工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并提供了大量细节:从公司创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大规模的技术现代化;公司在法西斯崛起前革命阶段与劳工运动中改良派及势力的关系背景;尤为关键的是,首次从内部揭示了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管理层与墨索里尼政权之间的互动。书中最具新意(尽管未必最出色)的部分,描述了林戈托(Lingotto)工厂——按当时标准堪称超现代——如何在法西斯统治下、大萧条时期(1930–31年)以及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主义行动(1935–36年)期间建成。

  尽管卡斯特罗诺沃聚焦于乔瓦尼·阿涅利的个人形象及其政治与金融活动,书中仍包含大量关于劳动组织、工资政策和内部等级结构的详细信息。简言之,即便读者可能对其某些事件解释感到困惑,但菲亚特的历史终于以丰富的文献细节呈现在世人面前。

  相比之下,莉莉安娜·兰扎尔多——她早年曾是《红色笔记》团体成员——则从截然不同的视角分析菲亚特的历史。她的研究基于一份极为重要的史料:即“管理委员会”(consigli di gestione)的档案。这些机构是在战后初期(1945年)由新成立的政党与工会共同设立,旨在实现工厂的自我管理。

  管理委员会的经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它揭示了意大利在其政治影响力巅峰时期,究竟是否真正意图将生产管理权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出来。因此,兰扎尔多的著作实质上是一篇关于阶级、政党与资本三者关系的论述,聚焦于抵抗运动胜利后那段充满革命“亢奋”的短暂时期。

  书中清楚表明,意共迅速放弃了工人管理生产的计划,并重新接纳了一批曾在法西斯时期任职、战后一度被清除的经理人员回归管理层——其中包括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这些人在抵抗运动刚结束、游击队(尤其在意大利北部)仍武装在手时,曾被工人驱逐出管理层。

  兰扎尔多的研究还揭示,工人并不将管理委员会视为技术性机构,而是视其为真正的权力机关。这一实践既展现了葛兰西时代以来工人运动的积极成果,也暴露了其中的内在矛盾。它反映出当时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深刻分化,同时也彰显了抵抗运动在蓝领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所缔造的空前团结。人们由此萌生了对“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更人道的劳动组织形式的期待。然而,管理委员会遭到盟军的敌视,被指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种子”。工业界的态度则更为暧昧:一方面试图利用其产品主义意识形态谋利,另一方面又视其为威胁——尤其当委员会试图限制管理层权力,甚至被宣布为“多余”之时。随着社会权力关系的转变,管理委员会最终被剥夺实权,并彻底消亡。

  兰扎尔多的研究将这一问题置于极其复杂的社政关系网络之中,成为议会外左翼运动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在他们看来,该书证明了意共不仅在武装革命问题上“背叛了工人阶级和抵抗运动”,也在生产组织问题上背弃了其历史使命。

  这两部关于菲亚特历史的重要专著出版之时,意大利的经济史研究已迈出关键一步,开始采用高度精密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分析理论。1963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设于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委托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与摩西·艾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witz)协调一项关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历史研究项目。意大利方面的研究负责人是乔治·富阿(Giorgio Fua)教授(德国方面为戈特弗里德·邦巴赫与罗尔夫·克伦格尔)。该项目成果分三卷出版,首卷问世于1968–69年,收录了多篇关于过去百年意大利经济发展具体方面的论文。这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在历史学与工业史的方法论层面推动了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使其与当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史学的最新进展接轨。其方法论以宏观经济学和量化分析为主,大量运用增长指标的统计序列,却几乎完全排除了社会—政治维度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仍是首次有学者系统地处理可用于意大利经济史研究的统计资料。由于采取宏观视角,汽车工业的历史被纳入更广泛的“运输工具发展史”之中。该研究第三卷附录所列“意大利经济史领域必读文献”书目中,在“工业”条目下依然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汽车工业史的著作。福特基金会研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忽略及其整体量化取向,导致法西斯时期未被当作一个需要批判性探讨的历史阶段。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对激进史学家而言反而提供了有利条件:统计数据本身不言自明,恰恰印证了科尔达杰利与德·卡罗早先提出的论点——即在初期阶段,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显著快于其他西方国家。

  从这项福特资助的研究,到埃斯特·法诺(Ester Fano)1971年发表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停滞问题的论文,其间存在巨大差异。法诺曾在1950年代末与拉涅罗·潘齐耶里合作,此次她首次以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的研究为基础,探讨法西斯时期经济发展与停滞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了当时在政治与经济史学界均可接受的分析框架。正如斯坦德尔对美国所揭示的那样,战间期的经济停滞并不与资本权力的增强相矛盾;相反,它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西方现象,其根源不在于各国具体的经济政策,而在于战间期资本主义重构的独特路径。这种重构要么大规模以机器替代活劳动,从而引发格罗斯曼(Grossmann)所说的“过度积累”循环;要么“冻结”生产能力——如戴姆勒-奔驰似乎所做的那样,工厂仅以部分产能运转,却依靠公共资金维持生存。意大利经济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停滞倾向(尤以1930年代而非1920年代为甚)与农业生产力持续低下并存,而这又源于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定措施(如维持半封建土地关系、推行人口政策等)。

  法诺的研究在意大利法西斯史写作的整体图景中属于孤例。它受到抵抗运动史研究所年轻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学术界的反应则表现为尊重中夹杂着尴尬——一方面承认其开启了新的研究与辩论空间,另一方面又因其动摇了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模型而感到不安。尤其遭到自由派左翼人士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不过是意大利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历史插曲”。

  此后,对法西斯时期经济研究的又一重要推进,是罗马“路易吉·埃诺迪货币、银行与金融研究协会”组织的项目《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经济》(L’economia italiana nel periodo fascista),其成果于1975年以专刊形式发表于《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期刊。该文集中除法诺关于法西斯时期农业的文章外,还包括薇拉·卡马尼(Vera Camagni)关于独裁统治下工业工资的论文,以及埃尔科莱·索里(Ercole Sori)关于移民流动的研究。

  所有这些努力使人们更接近构建一种此前被忽视的“法西斯社会史”——无论是聚焦政府机构、政党和组织的政治史家,还是专注于量化分析的经济史家,都长期忽略了这一维度。然而,这类尝试也遭到怀疑:1975年,由两位历史学家乔卡(Ciocca)与托尼奥洛(Toniolo)编辑、伊尔穆利诺(Il Mulino)出版社出版的该研究项目论文集,竟将法诺与索里的文章排除在外。

  1960年代初的政治与社会氛围推动了对法西斯统治下无产阶级社会史的研究。通过这项工作,汽车工业工人阶级的历史书写得到了丰富,尽管所获得的新认识有时仍显零散。

  其中尤为珍贵的贡献来自詹·卡洛·约克托(Gian Carlo Jocteau)关于都灵地区大萧条时期劳动法庭与劳资诉讼历史的研究。

  在大萧条期间,菲亚特及其他都灵工业部门引入贝多(Bedaux)计件工资制度、实施大幅降薪并大规模裁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常常诉诸劳动法庭解决——而此类诉讼往往得到法西斯工会的支持。因此,劳动法庭的诉讼记录成为重建当时工人阶级受剥削状况的重要史料。鉴于大萧条及其后时期缺乏有效的社会与政治调解渠道,劳资冲突一度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表达。在法西斯意大利,劳动法官不仅负责执行裁决,还拥有作出裁决的权力,因此其在工业冲突的控制与调解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在其他国家更为关键。这一司法机制还影响了集体劳动合同的界定,从而激化了法西斯工会内部的多重矛盾——该工会正是推动劳资冲突“司法化”的主要力量。然而必须指出,法西斯工会从未在劳动法庭提起集体诉讼,而仅限于支持个别工人的案件。

  萨佩利广泛利用了法西斯警察档案以及都灵工业家联合会(Unione Industriali di Torino)的档案,由此对大萧条时期及其伴随的社会紧张局势作出了细致重建。这一阶段,国家法西斯党面临如何在雇主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扮演调解角色的问题:一方面,雇主态度极为强硬,拒绝接受“社团国家”理念;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因大规模裁员而深感愤懑——尤其在纺织、建筑及中小工业领域。

  贝多制度以“意大利版本”被推行,加上生活成本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不满。都灵的法西斯工会一度进入“激进”阶段:支持工人抗议,在劳动法庭起诉资方,并要求废除贝多制度。法西斯党被迫介入工会事务,迫使其转向温和立场,为此派遣图利奥·奇亚内蒂(Tullio Cianetti)担任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法西斯工业工人联合会(Confederazione Fascista dei Lavoratori dell’Industria)的。

  与此同时,国家法西斯党与地方政府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以援助贫民与失业者,但同时也采取措施保障资本及其利润。这正是国家通过设立“工业重建研究所”(IRI)进行干预的时期。

  萨佩利大量引用流亡报刊的材料,并依据警方记录证实:地下人向国外传递的情报在事实上具有惊人的准确性。他还深入挖掘了法西斯党档案及墨索里尼个人秘书处的文献。如果说卡斯特罗诺沃主要聚焦于阿涅利个人形象,那么萨佩利在其著作第一章则分析了整个都灵雇主阶层的政策——阿涅利固然居于核心地位,却并非其唯一代表。例如,当地存在一个势力强大的共济会分会,雇主群体中还有多位拥有各自利益诉求的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共同纽带在于:都将法西斯政权视为规训工人阶级的工具。

  由此,那种关于资产阶级虽属资本主义却反法西斯、信奉进步自由传统、尊重人的尊严与民主自由的神话彻底崩塌。此外,萨佩利还回应了卡斯特罗诺沃留下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阿涅利是否在法西斯主义面前保有某种“自主性”。有人假设阿涅利虽利用法西斯,却将其排除在企业战略决策之外(这一观点与汉斯·波尔(Hans Pohl)关于戴姆勒-奔驰管理层与希特勒政权关系的论述颇为相似)。尽管阿涅利的某些具体行为似乎可佐证此说,但萨佩利指出,这绝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菲亚特的公司政策与法西斯政权的根本目标高度一致。

  如前所述,萨佩利著作最具新意之处在于他对劳动过程组织问题的探讨。一方面,他试图重建泰勒制如何被工厂管理者与生产工程师所采纳;另一方面,他勾勒了菲亚特的技术革新史,并考察了某些新型机床的引入如何催生新的岗位评估与工资体系。由此,他揭示了当时在政治、工会、司法及企业层面激烈争论的贝多制度的具体运作逻辑。

  萨佩利还深入探讨了福特主义问题。尽管都灵林戈托RAT工厂是当时欧洲技术最先进的工厂,但阿涅利似乎直到大萧条之后——即最激烈的阶级冲突已被、菲亚特正依托法西斯军备政策启动新一轮工业扩张之际——才真正接受福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信条(即“工人即消费者”的理念)。在此前的1920年代,即便其工厂已采用福特式技术,阿涅利也无需将福特主义作为社会纲领,因为在他看来,阶级冲突与共识问题早已由法西斯机制解决。(关于福特主义本身:应区分其神话与现实;例如,著名的“五美元日”本质上是一种工人筛选机制。)

  在随后的年份中,萨佩利进一步深化了对意大利泰勒制与福特主义的研究。他特别考察了1926年成立的“劳动科学组织研究所”(ENIOS)的作用——这是国家设立的专门研究“科学管理”的机构。他分析了生产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者及个别资本家在两次大战之间对“合理化”文化与实践的贡献。这些研究有力揭示了工业精英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并表明所谓“德国式”技术思想对数代意大利工程师与生产管理者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人迷恋德国范式,视其为“合理化之国”的典范;但对希特勒政权的社会政策则持保留态度(认为其“过于社会导向”),对其反犹种族主义更抱有明显距离。从成立至1938年,ENIOS的核心人物是吉诺·奥利韦蒂(Gino Olivetti)——一位犹太人,却深受法西斯工业家联合会信任。萨佩利将这些成果汇集成两部著作:1978年出版的《两次大战之间意大利的组织、劳动与工业创新》(Organizzazione, lavoro e innovazione industriale nell’Italia tra le due guerre),以及1981年发表的论文《“生产组织者”:企业结构与文化模型》(Gli “organizzatori della produzione” tra struttura d’impresa e modelli culturali)。

  这两部作品均可视为对技术官僚史的研究。其中,阶级冲突的问题或多或少被搁置一旁。萨佩利的意图是以一种新费边主义(neo-Fabian)路径书写统治阶级的历史,并将工人贵族纳入其中。正因如此,他在1980年代开启了辉煌的学术生涯,继而成为由公共资金与金融资本在国际层面资助的历史研究项目中最活跃的管理者之一;后出任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主席,现任“企业史研究协会”(Associazione di Studi di Storia dell’Impresa)主任——该机构相当于汉斯·波尔主持的德国“企业史学会”(Gesellschaft fü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随着1969年“火热之秋”后工人斗争的再度高涨,随着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运动的兴起,以及随着议会外左翼团体持续活跃、民众对国家一切“威权解决方案”的大规模,意大利社会在1970年代初陷入一种持久而高度紧张的冲突状态:工厂无产阶级成为政治与文化的核心参照点。在第三产业与服务业,传统的、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工会组织形式也开始向工厂中正在形成的新型谈判模式靠拢。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识字训练”阶段——这一过程常常借用1960年代“工人主义”所发展出的概念工具。

  那些不久前还被官方劳工与工会运动斥为“异端”的人,在1970年代初突然被重新评价为“先知式”的思想者,被认为在理论与智识上超前于时代。正是在这种充满张力与政治激情的氛围中,一群曾以不同方式参与过1960年代工人主义理论建构的知识分子,决定转向历史学问题——以《红色笔记》和《工人阶级》早先勾勒的方式,但以更新的问题意识重新提出。

  这一努力促成了期刊《五一》的创刊,首期于1973年问世。该刊副标题为“阶级历史的论文与文献”,由本人主编至1980年第13期,迄今已出版29期。期刊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重启对大众工人的历史反思,尤其是汽车工业中的大众工人。早在1974年第二期的社论中,就已通过批判性重读葛兰西《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一文,探讨了工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方法论思考。同一期还刊登了对菲亚特公司结构的分析,该文数月后以专著形式出版。

  讨论也重新聚焦于1920–30年代美国、欧洲及苏联对大众工人组织方式的研究。同时,人们呼吁重启工人调查——即一种与工厂集体直接合作、旨在记录当下阶级权力关系的反思与分析实践。《五一》因此成为首家识别并预见到汽车工业中“资本主义反改革”趋势的刊物。

  这场反改革始于米兰因诺琴蒂-利兰工厂的重组。其主要工具是“工资整合基金”——一种由社会保障体系资助的特殊失业救济机制。自1975年后,该机制不仅促成工厂人员的大幅削减,还有效实现了对未来雇员的筛选。《五一》与领导反对重组斗争的工人集体合作,对因诺琴蒂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项工作得到了德·马蒂诺研究所“口述史”专家团队的支持,尤其是切萨雷·贝尔马尼——他当时已是编委会成员,现任该刊主编。

  1975–76年在因诺琴蒂-利兰工厂开展的“口述史+工人调查”方法,很快被移用于都灵。当时《五一》已在当地设立编辑小组,由马尔科·雷韦利协调。这促成了对菲亚特的工人调查,使研究者得以考察都灵大众工人的形成过程。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80年10月菲亚特工人遭遇惨败为止。在公司宣布将解雇24,000名员工后,尽管都灵编辑部自行解散,部分成员仍以个人身份继续相关研究。然而,在1975–1980这五年间收集的大量材料,仅有极小部分得以整理出版,大部分仍保存于档案中,包括:

  c) 对组织在“青年无产者俱乐部”中的年轻无产者的数百次访谈(此部分已转录,约5,000页);

  d) 涉及工厂工人、青年无产者及各政治组织活动分子的劳资与刑事诉讼案卷及相关文件(由当时代理工人的律师保管,他们与《五一》都灵小组联系紧密);

  e) 关于菲亚特公司政策、工厂委员会、工会,以及地方政府与政党在社会冲突中角色的文献;

  1974年3月,期刊《阶级》出版了一期专刊,题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大众工人》,刊载了对阿尔法·罗密欧工厂流水线工人的社会学调查成果。《阶级》创刊于1969年6月,长期由斯特凡诺·梅尔利担任思想领袖,其宗旨是对工人阶级历史及劳动过程组织进行过去与当下的双重分析。早在早期(如第8期关于大众工人)就已发表多篇关于菲亚特及其他汽车厂工人斗争的文章,并持续关注泰勒制与福特主义在意大利的历史(1982年12月为此推出专刊)。

  相较《五一》,《阶级》的调查更为系统,作者群体更广泛,且依托一家中型出版社发行;而《五一》则完全自筹资金,通过另类渠道流通。《阶级》还获得工会与政治圈层支持,被视为其半官方理论刊物;其每期以300–350页的专著形式出版,而《五一》始终维持70页左右的杂志形态,更具实验性,并与自主主义运动联系更紧。

  《阶级》代表了1970年代工会基层的“平均意识”,是那个时代文化的重要见证。就汽车工人史而言,以下文章尤为值得关注:安杰洛·迪纳关于1968–69年菲亚特内部罢工的研究;前述阿尔法·罗密欧流水线工人调查;保拉·阿戈斯蒂·龙扎对1955–1962年间菲亚特工会政策转折点的重建;对米兰因诺琴蒂-利兰工厂工人的访谈;一位阿尔法·罗密欧“波尔泰洛”工厂工人的日记;以及关于倍耐力米兰工厂工人斗争的多篇论述。

  由此,重构汽车工业中大众工人历史的基石逐渐成形。1975年,都灵皮耶罗·戈贝蒂中心的期刊《半世纪》刊登了对巴蒂斯塔·桑蒂亚的长篇访谈。桑蒂亚曾在抵抗运动期间领导菲亚特及其他都灵工厂的“鼓动委员会”——这些地下工会组织高度发达,能实施复杂的斗争与破坏行动(据桑蒂亚称,最终导致菲亚特产量下降10%)。访谈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如游击队如何阻挠德军拆除菲亚特工厂的计划、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在抵抗运动中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阶级构成。

  同期《半世纪》还发表了马尔科·雷韦利的一篇重要文章,探讨墨索里尼颁布《特别法》前夕意大利在都灵工厂工人中的组织情况。至1924年该党最后一次合法省级代表大会时,工厂工人已占党员总数的70%。1925年4月——即墨索里尼夺权三年后!——人在菲亚特内部工会代表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全新的林戈托工厂,机械部门获2,978票,车身部门获1,595票,而法西斯名单仅得429票和218票。作为《五一》编委的雷韦利认为,这一政治影响力源于都灵党组织采纳的“工人主义”路线——该路线得到葛兰西支持。他试图证明:工人阶级并未被动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其抵抗植根于日常工厂中的反剥削斗争;而工厂工人的社会文化认同,正是在意大利激进路线中找到了新的政治归属。

  另一项间接却极具意义的贡献来自1976年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年鉴》,该辑专论战后意大利工会运动史。其中主编阿里斯·阿科尔内罗的导言《1943–1973年意大利工会运动的问题》尤为关键。阿科尔内罗曾亲近1960年代《工人阶级》圈子,早年是都灵RIV轴承厂(菲亚应商)的工人与工会积极分子,后成为CGIL工会干部,现为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前已发表关于泰勒制起源的研究及自身工会经历的记述。他对1960年代工人主义文献的熟悉及其亲身经验,使其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劳动过程组织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其他工会基层干部及意共地方干部——他们亲历并直接参与过工人斗争,常以谈判代表身份介入——也纷纷转型为历史书写者,持续丰富这一时期的斗争文献。其中值得留意的有马里诺·甘巴的《因诺琴蒂:企业家、工厂与工人阶级——五十年意大利生活史》,以及伦佐·詹诺蒂的《菲亚特三十年斗争史》。

  工业社会学也介入了工人集体性主题,如达里奥·萨莱米的《阿尔法南方的工会与劳动力:一个异常的工业冲突案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达里奥·兰扎尔多的工作——他曾是《红色笔记》撰稿人,1962年直接参与了都灵战后首次大型机械工人罢工(自抵抗运动以来最大规模)。当时者袭击了与意大利社会党关系密切的UIL工会地方总部,因其与菲亚特管理层单独签约。随后冲突从斯塔图托广场蔓延至都灵市中心,暴力程度极高,后来被赋予象征意义:有人视其为意大利自主工人运动的起点;也有人认为这是挑衅者蓄意激化矛盾,从而点燃“”时代的导火索。兰扎尔多利用档案、司法记录及亲历者访谈,在1980年出版的《斯塔图托广场起义》中论证:这是一场真实的无产阶级愤怒爆发,是对多年超级剥削与的回应。而之所以有效,部分正因一些“黄色工会”充当了菲亚特管理层的耳目与恐吓工具。

  答:现在想不起来了;你该去找埃米利奥……他上过大学……工人做事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后人会怎么说。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别无选择!

  1970年代末,一系列社会与文化运动的爆发不仅瓦解了传统左翼的解释范式,也动摇了源自1968年运动的议会外左翼的认知框架。结果,基层工会成员与那些在1968至1978年间投身工人斗争的知识分子同样陷入迷失,普遍以拒斥政治作为回应。自此,红色旅和前线等武装组织持续占据报纸头版。这些团体在汽车工厂内部亦有根基,尤其集中在都灵的菲亚特和米兰的阿尔法·罗密欧。他们发动袭击后散发的声明中,常包含对工厂内工人处境的细致分析,以及对劳动过程组织极为精确的描述。

  汽车厂管理层也成为武装袭击的受害者。每一次重要的工会斗争阶段,几乎都伴随着被武装团体认领的行动。暴力问题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引发的公众关注前所未有。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武装团体的有组织暴力,还包括所谓“弥散性”,以及与激进工会和社区抗争相关的暴力行为:例如“强硬纠察队”,或在工厂内部举行的——这类活动常常以捣毁行政办公室、象征性地“绑架”管理人员告终。这种社会现实解释了国家在1979至1980年间采取的严厉措施。

  在控的公共舆论中,红色旅的谋杀与强硬纠察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而后者此时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扩散。与此同时,重工业工人已开始感受到产业重组的切肤之痛。在批评1979–1980年的残酷性时,不应忽视一个事实:武装斗争已达到近乎狂热的程度——仅在都灵这样的城市,平均每三小时就发生一起武装袭击。这成为整个运动最终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造成一种局面:在政治与文化层面,大众工人的斗争被等同于;这一污名化导致左翼文化的瘫痪,也使曾参与斗争的左翼力量陷入失语。正当人们感到历史似乎失控之际,“1977年运动”应运而生。这一运动包含诸多新元素,暴露出左翼理论与实践中的深刻矛盾。《五一》编辑小组或许是当时唯一试图理解这场运动本质、并同时重新审视自身理论范式的知识分子与历史学者群体。

  首先被质疑的,正是“大众工人”的历史中心地位。服务业扩张、生产去中心化、小型生产单元的扩散,以及(尤其在意大利)家庭代工的广泛延伸,开始瓦解福特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1977年运动”将新一代青年推上历史舞台。他们的需求、符号、表达方式,他们在彻底改变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女权运动挑战下所处的家庭与社会观念重构之中——所有这些都需要被理解,这也成为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尽管最终完成得极为有限。这些问题也成为《五一》编辑组内部讨论的核心,其基础正是我发表的文章《鼹鼠部落》。

  在汽车工业中,出现了一个即使时隔十年仍令人费解的现象:菲亚特在1977年一次性招聘了一万名男女青年。此举将“1977年的一代”直接引入工厂。面对流水线生活的现实、机器人化新技术的引入,以及前一代工人的斗争经验,这一代人将经历怎样的同化过程?由此开启了《五一》“工人调查”最富潜力的阶段。然而,由于1979–1980年的,这项工作被迫中断。调查成果从未完成,大部分材料至今仍封存在我们的档案中。当然,在这万名新雇员中,许多人几个月内便主动离职;另一些则在1980年10月被资方解雇。截至此时,关于汽车工业中大众工人的扎实历史分析仍未真正出现。

  不过,1977年初,首届国际口述史大会在博洛尼亚召开。切萨雷·贝尔马尼发表了开幕演讲,其中就工人阶级与青年无产者的主体性提出了重要问题。

  杜乔·比加齐(Duccio Bigazzi)于1980年发表在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年鉴》上的文章《流水线工人:菲亚特》(Gli operai della catena di montaggio: la FIAT),基于大量档案材料,探讨了1921至1938年间菲亚特汽车工业中的技术标准问题。比加齐分析了新机器引入工厂所引发的职业结构变迁,旨在勾勒法西斯时期都灵大众工人的历史轮廓。他依据“菲亚特历史档案中心”的文献,详细梳理了林戈托工厂的建设各阶段,并广泛援引口述证词及当时技术与经济类报刊资料,从而重建了该厂1924–1925年投产初期的完整图景。他得出结论:林戈托当时是欧洲最先进的汽车工厂,其技术水平仅能与德国吕塞尔斯海姆的欧宝(Opel)工厂相提并论。

  在装配线引入、技术创新告一段落之后,菲亚特派遣技术人员赴美国福特工厂考察,撰写了一份关于双方技术水准的对比报告。报告显示,两家企业的技术含量基本相当,但福特的生产率远高于菲亚特。原因有二:一是菲亚特在整个生产流程中零部件供应协调不足;二是各工序中的劳动时间未被充分“饱和”。为解决后者,资方加速推行公司内部的“泰勒制”改革,并在大萧条年代全面引入贝多(Bedaux)工时制度。另一方面,除车身喷漆与钣金领域外,机械装备本身并无重大革新。可概括为:在法西斯统治下,菲亚特先引进了福特式工厂,继而实施泰勒制。这印证了一种观点——技术体系在此并非单纯生产工具,而是一种威慑手段,在高压时期被用作规训与恐吓工人的机制。这一组织模式在1980–1981年间再度重现于菲亚特。

  大规模裁员(通过“工资整合基金”机制加以掩饰)之后,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的安装明显加速。然而回溯至1924年林戈托工厂启用之初,它已是工人阶级失败的象征。工厂设有四层楼面,屋顶建有试车跑道,成为供游客乘坐小巴参观的“朝圣地”。目击者特别提到一种令人震撼的现象:“工人沉默”(silenzio operaio)。但工人自己也想参观工厂——福特-泰勒体系将劳动彻底碎片化,使他们丧失对整体生产流程的感知。于是每逢周日,他们成群返回工厂,构成访客中的最大群体;他们所寻找的,是自身劳动在整体生产循环中的意义与位置。这种重返并非出于对工厂的情感依恋;恰恰相反,林戈托长期被工人称为“波尔托隆戈内”(Portolongone)——那是附近一座关押终身监禁犯人的监狱的名字。

  资方首次尝试将技术创新与工资结构协调起来的做法,是引入一种集体计件制:全厂性的产量奖金制度,旨在促使工人形成协作意识,时刻意识到下游岗位正等待自己的工序完成。这更像一种教育政策而非技术必需,因此很快被放弃,转而采用个人计件协议。尽管如此,该制度在提升工作节奏方面成效显著:1926年菲亚特产量达51,000辆,这一纪录直到1935–1937年才被打破。1927年起,生产陷入停滞,1929年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困境,林戈托几乎未再引入技术革新,产量下滑,工人数量与工时大幅缩减。与其他欧洲主要汽车制造商不同,菲亚特直至1938年才重启技术投资——随着米拉菲奥里(Mirafiori)新厂区的兴建,局面才发生转变。1937年,曾被誉为“欧洲最现代工厂”的林戈托甚至被计划关闭拆除,为新厂让路。

  实际上,米拉菲奥里建于都灵另一区域,林戈托得以继续运营,直至1980年代才最终停产。如今的规划是将其部分改造为工业考古遗址,部分转型为类似“蓬皮杜中心”的文化空间。在1926至1936年这十年技术停滞期,从管理层角度看,提升生产率的唯一储备资源就是活劳动本身。由此展开了一场无情而残酷的活劳动改造过程。为此,各类产出挂钩的工资形式(个人计件、小组计件、工段计件等)被精心操控,使得因效率提高所获得的工资仅勉强维持生计。1928年贝多制度的引入更激化矛盾,工人频繁反抗工头与时动分析员,屡次招致警方介入与大规模逮捕。

  1930年,在裁员潮与生活成本普遍上涨的背景下,都灵及其他工业城市爆发罢工浪潮,甚至获得地方法西斯工会的支持。但林戈托工人并未走上街头,而是将抗议严格限制在工厂四壁之内。

  此期间,菲亚特还加速推进另一进程:将新招工人安置于专业化手工岗位(即现代意义上的“流水线工人”)。人员流动率极高,而大萧条时期的裁员使公司得以在招聘中极度挑剔。据比加齐整理的档案(1930年10月至1931年12月),菲亚特向都灵省长每周提交解雇名单及理由,统计如下:

  “不适合菲亚特工作”这一表述极具代表性,而以“疾病”或“纪律问题”为由的解雇,可视为该定义的变体。若以此衡量人事筛选的严苛程度,淘汰率高达约30%,实属惊人。比加齐还查阅了都灵医院记录,发现此期间因工伤住院的工人数量显著上升,直接引发对贝多制度的质疑。连法西斯工会也呼吁废止该制度——尽管1934年的“废除”仅具形式意义。

  此事甚至惊动贝多本人,他在《晚邮报》(Il Corriere della Sera)撰文澄清:菲亚特所用并非其原版系统——他设定的超额点数奖励为100%,而林戈托仅为75%。

  在经济危机与剥削加剧交织的极端社会紧张中,阿涅利(Agnelli)引入了新一代工人。他们之“新”,不仅在于技能资质,更在于其与1922年失败一代的经历完全脱节。这构成了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代真正的大众工人。这一点在流亡报刊中尤为明显:老一辈干部难以理解新工人的态度——在愤怒反抗与机会主义、个体妥协之间摇摆不定。

  1933年和1935年,阿涅利两度赴美考察福特新建的胭脂河(River Rouge)工厂。此时菲亚特已恢复可观产量——军需订单与非洲殖民冒险使其摆脱停滞。1936年,米拉菲奥里工厂的规划启动,最初设想为“横向版林戈托”。1938年动工后,菲亚特再次跻身世界技术前沿。(同期建造的沃尔夫斯堡大众工厂采用相同模式,并大量使用意大利劳工。)到投产时,米拉菲奥里已不仅是汽车厂,更是全能型生产基地——三分之二产出为军用物资。

  比加齐的历史分析至此告一段落。关于战时米拉菲奥里的史学研究仍显零散。除阿涅利与瓦莱塔(Valletta)传记中的材料外,对二战期间菲亚特资本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抵抗运动史上的关键事件——1943年3月大罢工,这场罢工直接导致法西斯政权危机与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0–1945年的菲亚特研究,往往随抵抗运动史学的起伏而波动。企业史书写对此时期亦显回避,尤其对战争年代的新一轮工人规训、以及因男性劳动力短缺而大规模引入女工所引发的工人构成变化着墨甚少。

  在《戴姆勒-奔驰之书》出版后,有理由认为:尽管尚需严谨史料佐证,但意大利工厂的劳动条件从未如纳粹德国工业那般陷入绝对堕落;相反,劳动力短缺促使意大利工业家——尤其是军工领域的菲亚特——采取相对“温和”的劳工政策,对技术与专业工人提供带有特权性质的薪酬。这并非否认战时工人生活状况恶劣,而是指出:以菲亚特为例,1940–1945年间剥削强度并未如大萧条时期塑造第一代大众工人时那般暴力。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自1943年9月8日(巴多格里奥政府与盟军签署停战协定)起,意大利工业家开始缓慢政治转向,试图摆脱与法西斯的捆绑,重建与盟国关系。阿涅利家族与菲亚特迅速恢复与美国大资本及美军情报机构的紧密联系。这一转向也促成了与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接触——不仅限于自由派与君主派,还包括人、社会主义者、游击队乃至工人阶级本身。当德军试图拆卸设备运往德国时,正是地下组织的工人保全了机器,为资方立下大功。

  战争期间“新菲亚特工人”的行为与处境,还受另一因素影响:大量青年农民、手工业者与学生为逃避或推迟兵役,主动申请进入军需部门工作。同时,1943年9月8日后,菲亚特内部的地下工会组织迎来高潮:从1943年3月相对自发的罢工,发展为1944–1945年更复杂的“自主减产”(autoriduzione produttiva)集体行动。要有效对抗纳粹占领,必须深入掌握整个生产流程与工厂结构——而这恰是大众工人所缺乏的知识。因此,需要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唯有1920年代老一代激进分子(那些在沉默中幸存、从流亡归来或刚出狱者)才具备的文化。

  除工厂知识外,还需联合从技术人员、白领职员到安保人员、厂内运输工及工程师等多元员工群体。这是一个团结、共谋与知识重拾的阶段,也为战后初期“自治管理委员会”(comitati di gestione)意识形态奠定基础。此时,工人对工厂及其技术遗产的认同感再度增强。正如1920年那样,意识形态再次弥合了人与机器的裂痕,为高远梦想与乌托邦开辟了空间。

  然而,当比加齐这篇关于意大利第一代大众工人形成的论文问世之时,我们几乎无力真正领会其价值。彼时,亲密战友已被捕,司法系统已裁定:自1968年以来意大利所有非法行为的责任,皆应归咎于“工人主义”倾向。针对“工人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的猎巫行动已然全面展开:通过作秀审判、长期关押于特殊监狱、流亡、强制迁居、昔日“左翼”出版社销毁其著作、禁止进入图书馆等方式,意图使其噤声。史学界“主流”对此推波助澜,一些知名学者竟积极参与其中。

  独立左翼书店与发行合作社网络遭到摧毁,《五一》等期刊生存举步维艰。尽管如此,1981年,《五一》编辑组仍与德·马蒂诺研究所合作,在曼托瓦组织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学者会议。五年后出版的会议文集表明:纵然遭受重创,意大利左翼史学在方法论与经验分析上已发出清晰声音。会上,比加齐首次披露其对阿尔法·罗密欧工人的研究成果——该研究于1988年成书出版,成为1980年代该领域最重要的专著。

  这次会议可被视为建立“意大利激进历史学家协会”的最后一次(失败的)尝试。自此以后,政治上的退却与个体对学术生涯的追逐导致了自我审查——自1982年起,意大利高校系统开放了数千个新教职岗位,薪资也大幅提高。因此,整个1980年代意大利史学界关于工业冲突中“人—机器”问题,或更广义上关于葛兰西在《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中所勾勒的问题域的研究成果极为贫乏。然而,在左翼历史学家整体退场的过程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针对“工人主义者”的政治迫害运动,而是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溃败以及大型工厂的大规模裁员。

  这些裁员精准地剔除了工厂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那些长期为岗位保障、职业健康与安全而斗争的人——同时也清退了病患工人、被认为“非生产性”的工人以及年长工人。全意大利共有超过70万名工人被解雇。在汽车工业领域,这一进程始于1979年秋菲亚特以“涉嫌参与恐怖组织”为由解雇61名工人。此举使金属行业工会陷入困境:自“火热之秋”(Hot Autumn)和《工人权利》(Statuto dei Lavoratori)实施以来,首次出现基于明确政治理由的解雇。这不仅开创了工人法律地位的新局面,也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菲亚特管理层是如何识别这些“嫌疑人”的?工厂内部是否除常规安保人员外,还存在一支公司专属的秘密警察?抑或名单是由宪兵反恐特别分队(Carabinieri dell’Antiterrorismo)提供?从刑法角度看,这也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势。

  然而,无论是“自由派”公共舆论,还是工会本身,几乎未发起任何团结行动。据时任菲亚特总经理于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披露,这些解雇行动事先已与意大利总工会(CGIL)卢恰诺·拉马(Luciano Lama)进行过协商。当时为数不多的政治倡议之一,是由《五一》编辑部联合其他刊物在都灵组织的一场抗议集会。该会议记录发表于《调查》(Inchiesta)杂志的特刊中。这份文献对菲亚特工人近现代史至关重要,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弥漫的讨论氛围与“大洪水前夜”(before the Deluge)的集体感受——即1980年“35天大罢工”爆发前几个月的情形。那场罢工反对大规模裁员,也成为1970年代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最终溃败的转折点。

  将《调查》特刊与1980年2月都灵(PCI)召开的关于菲亚特公司政策与经济形势的会议记录进行对比,可见后者曾认真讨论过一种可能性:鉴于菲亚特当时面临的经营困境,是否应将其收归国有。这一设想颇具讽刺意味——几年后实际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国营汽车制造商阿尔法·罗密欧被并入阿涅利的私人帝国。这暴露出意共领导层对菲亚特真实权力结构的严重误判。相较之下,曼托瓦会议则准确分析并预见到工人运动可能遭遇的灾难性失败,以及旧式菲亚特专制管理的复辟风险。

  在这份对意大利汽车业阶级冲突史学的盘点中,上述两次会议的记录尤为珍贵:它们是1978–1979年首批机器人引入生产线后、直至此后长达十年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真空期之前,关于工人对新技术反应的最后一批可靠资料。工厂委员会网络的摧毁、专制性劳资关系的重建(使工人在技术革新议题上完全丧失谈判空间),以及左翼知识界的瓦解与意识形态迷失,共同导致都灵菲亚特工厂内部再无信息流出,工作场所也不再成为分析对象。直到十年后,劳动部派遣监察员进入菲亚特调查工会人士与社工提出的多项控诉——指控资方侵犯工人基本权利——菲亚特的内部世界才再度向公众敞开。都灵一名法官据此下令展开司法调查,最终导致菲亚特管理层被送上被告席。

  这一看似矛盾的国家官僚行动(在此仅作为未来书写1980年代菲亚特劳动条件史的潜在史料,亦折射出公众舆论对菲亚特态度的“氛围性”转变),与工会周边圈子重新燃起的对菲亚特劳工斗争史的兴趣形成呼应。契机是“火热之秋”二十周年纪念。文化建制派似乎也对此产生兴趣,例如米兰加尔赞蒂出版社(Garzanti)于1989年11月出版了马尔科·雷韦利(Marco Revelli)的著作《在菲亚特工作》(Lavorare in FIAT)。

  雷韦利曾是《五一》编辑组成员,也是极少数在1980年10月大罢工期间逐日跟踪斗争、系统收集文件与目击证词的知识分子之一(见前文)。在罢工失败与大规模裁员之后(1979年菲亚特汽车部门雇员尚有102,500人,至1984年锐减至55,400人),他与玛丽埃拉·贝拉(Mariella Berra)合作,对领取“工资整合补贴”(cassa integrazione)的被裁工人展开社会学调查。这些工人名义上仍属雇员,实则处于一种无法确定是临时还是永久的“准退休”状态。调查发现,其中竟有多达200人相继自杀。

  1981–1982年间,贝拉与雷韦利进行了多次访谈。访谈揭示:失业严重动摇了家庭关系,尤其彻底动摇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致使许多人陷入抑郁,甚至走向自杀。这进一步证明:即便在女性已全面就业的工人家庭中,父权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失业男性普遍抗拒承担家务或育儿等新角色。但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突然失去团结共同体,导致情感失衡。工厂不仅是谋生之所,更是阶级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唯一稳定空间。工厂之外的其他社交节点(如政党支部、工会办公室、酒吧)或早已衰微,或因工人高度流动性而难以为继。基层工人的自我组织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工厂早已超越生产场所,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领取“工资整合补贴”(最高可达原工资的90%)的前提是不得从事任何有偿工作。因此,造成心理危机的并非经济匮乏,而是社会与政治角色的丧失、强制性的无所事事,以及缺乏任何再培训或重建生活意义的政策。偶有社区尝试为这些被称作“cassa integrati”(半带嘲讽、半含轻蔑)的人提供无偿志愿工作,但仅有少数人能借此重建自主组织能力;即便参与其中者,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从这一分析可见,葛兰西在《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中的全部观察几乎都在重演——只不过此处并非资本通过企业结构强加一套新的“社会卫生”价值体系,而是一整套真实的工人文明、工人文化的崩塌。这套文化或许不乏矛盾,但对成千上万无产者而言,它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公共领域”(res publica)。工人对此文化的认同如此强烈,以至于在震惊的公众眼中,这场崩溃唤起了一种“时代终结”、被历史碾过的悲怆感,弥漫着一种近乎“诸神黄昏”(Götterdämmerung)的末世氛围。

  正如朱利奥·萨佩利(Giulio Sapelli)在其关于法西斯时期工会与都灵工人阶级的著作中所强调的:在大萧条最严峻的1930–1931年,菲亚特仅有两名工人自杀。那么,未来的哪位历史学家,会赋予我们这个时代这场自杀浪潮以历史意义?

  工厂工人,尤其是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未将1980年代的大规模裁员仅仅视为一次周期性的结构调整政策,而是将其体验为一个时代的崩塌、一种文明的黄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识分子则将之解读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即始于1968年运动的那个时代的终结;在他们眼中,那个时代充斥着幻觉与极端主义的错误。甚至一部分曾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也否定了自己的政治过往,通过内化失败而对自身历史进行“修正”。绝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或公开、或默然地——将这一转折视为一种解脱:从此摆脱了与真实群众运动以及如城市游击战等复杂政治现象之间持续不断的分析性关联。

  工厂与整个社会秩序的“恢复”被知识界欣然接受,仿佛四周死寂之时,研究才得以更好地进行。尽管在意大利的特殊监狱中、在审讯过程中确有酷刑发生,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却是集体沉默。政治案件中关于“污点证人”(pentiti, crown witnesses)的规则彻底瓦解了被告的辩护权;而1989年生效的刑法改革甚至将这一倒退制度化:原本控辩双方在法官面前展开对抗的“辩证结构”,被简化为法官与被告之间的直接“协商”模式。除极少数例外,左翼知识分子将对此的愤慨交给了刑事司法改革专家,从而不仅背弃了工人阶级的工会斗争,也抛弃了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基本价值。

  这一局面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应由意大利(PCI)承担。其政策助长了所谓“紧急状态”(emergenza)文化的形成。那些主导逮捕约4,000名“”嫌疑人的法官,与意共关系密切。检方的逻辑乃至交叉质询的技术,竟与1930年代斯大林式审判如出一辙。意共甚至派出最优秀的律师为污点证人服务。“紧急状态”文化催生了一种倾向:任何超越法律边界的群众运动,都被等同于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暴力行动。正因如此,工厂委员会运动及工人为保卫岗位而进行的抗争,不再被视为基层民主的健康组成部分,反而被视作滋生反国家暴力的温床。

  于是,左翼知识分子在社会议题上完成了180度的转向。他们热情拥抱里根式新自由主义的粗鄙意识形态,丧失了最基本的民主本能;不仅抛弃了自身的改良与社会改革传统,甚至背离了自由主义精神本身。他们全盘接受了后福特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拾起1920年代美国所谓“黄金时代”的社会观念——简言之,彻底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治思维。他们开始崇拜私营企业,放弃了一切关于“人道资本主义”的构想,尽管意大利本有着深厚的社会责任型资本主义传统(如阿德里亚诺·奥利维蒂、恩里科·马泰伊所代表的模式)。一言以蔽之:左翼知识分子整体转向了右翼保守主义。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要找到如此彻底背叛自身政治根源的先例,恐怕要回溯到1933年——当时众多德国民主派与社会人转而投向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一切发生十年后的今天,意大利成为经合组织(OECD)中唯一一个部分地区已脱离国家控制、落入黑手党之手的国家;根据1990年律师协会年度报告,司法系统几近瘫痪;欧洲最高程度的资本集中,竟与一个无法组建足够强大议会多数以通过反垄断法的政府并存。这一“意大利模式”前所未有之处,在于它将强烈的垄断趋势与大量独立运作的中小型企业生产体系结合在一起——用美国社会学家贝内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的精辟定义来说,这正是“集中而不中央集权”(concentration without centralisation)——而这,正是后福特主义的核心特征。

  在我们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学者的头脑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执念:工业冲突即将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劳动关系不再构成社会—政治认同的基础;而“阶级”或“阶级构成”这类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工具,其有效性仅限于十月革命之前,此后便已过时。

  正是在这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整体转向背景下,当年关于后福特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讨论才得以展开。这一思潮始于一系列对泰勒制(Taylorism)的研究——我在1989年11月为汉堡社会史研究所撰写的一篇论文《〈葛兰西“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阅读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Lektüre von Gramscis Americanismo e Fordismo)中曾对此加以分析——其中隐约浮现出一种所谓“积极的历史修正主义”。对社会史学者而言,这种转向意味着他们不再关注工业社会的整体历史,转而投身于企业史研究;而在商业史与企业家史领域,其成果往往流于肤浅甚至平庸。

  因此,例如,在汽车工业研究中,极少再有著作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史或阶级关系史;即便偶有此类研究,也几乎都出自同一批作者之手,缺乏新生力量的加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大多首次出版于1988年之后,恰逢公众舆论中开始浮现某种反菲亚特情绪之时。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斯特凡诺·穆索(Stefano Musso)于1982年12月在《阶级》(Classe)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菲亚特在大萧条前后工资政策的重要研究。穆索所探讨的问题,与前文提及的卡斯特罗诺沃(Castronovo)、萨佩利(Sapelli)和比加齐(Bigazzi)等人已有所涉猎:即“在法西斯时期,菲亚特是否存在一个‘福特主义阶段’的工资政策?”他一方面考察了关于小型企业泰勒化的组织性争论,另一方面指出工资统计数据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他的核心论点是:在意大利,泰勒制更多是在中小型供应商企业中进行试验,而非在大型汽车制造商内部推行。

  针对比加齐的观点,穆索提出异议:他认为菲亚特于1927年引入的贝多(Bedaux)制度,并非旨在重构整个生产体系,而仅仅是为了强化个体工人的产出强度。

  在此基础上,他以历史方式重新提出工资问题:在1920年以前的意大利,尚无一套能将工资水平与工人技能等级精确对应的工资等级制度。法西斯时期的工资制度(1929–1939年)虽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与资格等级和岗位职责挂钩的工资分级却极为模糊。这使得研究者难以通过数据还原真实工资水平(尤其在计件工资制下),也无法对工人技能进行有效评估以开展比较研究。唯一可用的原始资料是工资登记簿(libri matricola)——而菲亚特林戈托(Lingotto)工厂的那一本已在战争中被毁。

  穆索依据若干有限数据——包括资方自行公布的信息、市政出版物以及1925年劳动部的一项调查——推断:菲亚特的工资水平比其他行业高出约30%,无论是在贝多制度引入前后皆如此。然而,无论是1914年、1925年还是1948年,这些工资都远不足以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工人家庭达到基本生活标准。唯有高技能工人,或大量加班的非熟练工,才可能勉强达到这一底线。

  为支持其“意大利从未真正实现福特主义”的结论,穆索大量援引了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于1932年6月接受合众社(United Press)采访时的言论。阿涅利当时称福特主义是一种仅适用于美国的社会哲学,并强调:由于欧洲市场有限,在意大利实行高工资“不可想象”。

  当时的流亡报刊将此言论斥为纯粹的“蛊惑宣传”(demagogy),而穆索或许对其赋予了过多历史权重。尽管如此,我同意他的最终结论:菲亚特从未制定过以培育内部消费市场为前提的工资政策。在法西斯时期,主流商业意识形态并未将工人阶级视为汽车的潜在消费者。

  同期《阶级》杂志还刊载了另一篇相关文章:卡洛·卡罗蒂(Carlo Carotti)的《倍多制度与法西斯工会在倍耐力公司》(“Sistema Bedaux e sindacato fascista alla Pirelli”),进一步探讨了轮胎巨头倍耐力(Pirelli)如何在法西斯工会框架下实施贝多制度,从而丰富了我们对意大利式“生产理性化”在不同产业中具体实践的理解。

  1980年代意大利史学的一个典型产物,是关于菲亚特总经理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的传记。瓦莱塔在欧洲汽车工业管理史上堪称独特:他从1929年到1964年连续掌权长达35年,其地位之稳固前所未有。他比阿涅利家族成员更能代表菲亚特的历史——事实上,他几乎就是该公司哲学的人格化身,被人们简称为“工程师”(l’Ingegnere)。

  与卡斯特罗诺沃、萨佩利和比加齐不同,皮耶罗·拜拉蒂(Piero Bairati)受菲亚特官方委托撰写此传记,得以接触董事会会议记录、1943至1967年的公司往来信函(1943年前的档案已在战争轰炸中损毁)、曾与菲亚特有业务往来的美国Multic公司的档案,以及若干私人档案(如路易吉·埃诺迪基金会所藏的约纳档案)。然而,尽管瓦莱塔本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拜拉蒂却以一种“宫廷史学”(palace history writing)的笔调将其人格大大弱化。期待一部“自上而下的技术史”的读者将大失所望:作者并未重建菲亚特的人事管理体系,而是提供了一部未经批判、近乎颂扬式的个人生平。

  尽管如此,该书某些段落仍值得细读,尤其对德国读者而言颇具启发性。拜拉蒂写道:“在重构瓦莱塔战时角色的过程中,我在菲亚特档案中发现‘德国事务局’(German bureau)的文件具有非凡价值。”该局由时任菲亚特德国分公司主管皮耶罗·博内利(Piero Bonelli)领导。拜拉蒂在题为《变色龙的策略》(La tattica del camaleonte)的一章中,利用这些文件追溯了瓦莱塔从1943年9月8日巴多格里奥停战协定签署至战争结束期间的活动。他提出:瓦莱塔通过精心策划的拖延战术,成功阻止德军将菲亚特设备运往德国,并设法使菲亚特的军备生产置于德意志帝国经济部的直接控制之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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